屠呦呦很着急。疟疾这种传染病有季节性，一旦错过当年的临床观察季节，就要再等一年。于是，她干脆向领导提交了志愿试药报告。“我是组长，我有责任第一个试药！”

　　“牛河梁遗址发现之后，的确起到了一个作用，就是把整个讨论往前推了一步。”面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郭明对牛河梁之于四十年前那场讨论的意义如是说到。其实早在1931年，李济在谈及山东城子崖发掘的意义时就说过：“现代中国新史学最大的公案就是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。”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，“中原中心论”都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，即使有诸如良渚文化的发现，也被视为龙山文化系统的一部分。直到1981年，苏秉琦的“区系类型”说的正式提出，才以“满天星斗”的格局打破了原有观念。随着牛河梁遗址的发掘，1986年考古学家严文明也提出了“重瓣花朵”说，在承认各地区具有独特发展道路的同时，强调了不同文化之间“分层次的向心结构”。几乎与此同时，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提出了“中国相互作用圈”，指出各文化区平等独立又紧密联系，共同形成了“最初的中国”。

　　“随着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越来越成熟，我们也希望可以利用这些技术获取更多的信息，比如对积石冢内人骨的DNA分析，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就可以知道埋在一处的这一群人，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，进而认识到红山社会到底是血缘群体还是地缘群体。”《古代NP高辣》　　自1959年发现二里头遗址起，拥有实证的中华文明史就被定格在了距今4000多年前。牛河梁遗址的测定结果，直接将这一时间提前了1000多年。用苏秉琦的话说，这是“东方文明的新曙光”，是“中华文化的火花”。面对牛河梁遗址必然会引发的重要学术意义和社会影响，苏秉琦甚至还在1985年5月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上，提醒大家要注意一场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大讨论即将开始。

　　问题在于，干旱预测比起洪涝预测有着更多的维度和指标。干旱的形成有多重原因，且是一个发展缓慢的过程。许继军举例称，长江流域就和北方不一样，北方只要一段时间不降雨，就大概率出现干旱，而在南方，干旱的发生受前期洪涝程度及之后天气影响，随着时间缓慢升级。中间还涉及到比较复杂的原因，包括河流来水、水库蓄水，田间地里保有的水量等等。

　　从1981年发现、1983年开始发掘，牛河梁遗址第一阶段的考古工作持续到2003年才结束，之后着手整理工作、编写报告。就在接下来的2002年，一个迄今为止中国考古领域规模最大、参与学科最多的综合研究工程——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”正式启动，旨在全方位、多角度、多层次地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、背景、原因、特点与机制。/p>